之前，我们讨论了秦制的来源,并且澄清了一些对秦制的误解。 在结尾时我们说到: 秦制,并非秦始皇或者商样等少数人突发起想创立的制度, 它是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在广大的地域空间下,逐渐形成的。
列国的战争,催生了对更高效的动员和汲取体制的需要。
在战争的威胁和刺激下, 各个国家争相启动了法家化的改革, 并且彼此借鉴和学习改革的教训。
因此, 秦制是当时中国社会共同创造的产物。没有秦国,也会有另一个国家统一中国, 而这个新的国家,也不会和秦国有本质的区别。
现在，我们来继续探讨秦制的另一面, 也就是 思想专制。
我们知道,秦制的制度导向是消灭一切君主专制的阻碍, 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汲取和征调民力,为君主的目的服务。
而在思想领域,秦制则极度厌恶思想的自由和文化的多样性,强调意识形态的 定于一尊。
一般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只有 两个思想自由的时代 。 一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二是从清末到中华民国的这段时期。
许多人都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人难得拥有思想自由的时代, 当时涌现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各种各样的学派, 但这种大好局面被大一统的秦制帝国所终结。 虽然后来历经无数次改朝换代,但君主对思想领域的独裁和垄断却是日益增强的, 而中国也陷入了漫长的思想专制的黑夜之中。
比如郭沫若就在《十批判书》中这样批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 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
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夜以来, 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郭沫若的这个认知当然是很有代表性的, 很多人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称为中国自己的启蒙时代, 而秦始皇则亲手终结了这次启蒙。
但这不免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秦始皇一个人是如何奠定了两千年中国社会的传统呢 ? 如果百家争鸣真的是一场启蒙运动, 产生了很多先进的思想, 为什么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 即使是皇权较弱的时期, 也几乎没有再次出现这样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呢?
实际上,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 并不能全部归因于统治者的权谋和心机, 这和诸子百家自身的思想缺陷也有直接的关系。
换句话说, 人们可能大大高估了诸子百家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虽然最终胜出的是法家思想, 但法家和其他学派的分歧, 也并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大。
正如我们之前讲到的, 不能因为最后是重农抑商的秦国统一了六国, 就要从齐国身上寻找市场经济的基因, 同样的道理, 不能因为最后是法家胜出, 就从其他学派中挖掘自由民主的成分。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诸子百家的思想, 就会发现, 虽然诸子百家并非全都支持建立一个勤制化的专制帝国, 但勤制的内在逻辑, 比如追求大一统、思想统一、文化专制,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诸子百家的共识。 他们最后被勤制帝国所统一, 也很难称得上是一种道路之争、理念之争, 而是存在着某种必然性。
首先,认为王权应该统一万物, 这不仅仅是法家才有的认知。
梁启超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孟子谓, 天下恶乎定, 定于一。 其余先秦诸子, 如莫狄、宋康、老丹、关隐之流, 其者里各自不同, 制言及政述, 则莫不以统一诸国为第一要义。
这段话的意思很直白, 诸子百家虽然彼此有很多分歧, 但都把统一视为最重要的目标。
梁启超引用孟子的这句话, 出自孟子见梁会王的对话。 梁会王问孟子, 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 孟子说, 天下安定的关键在于统一。 梁会王又问, 谁能统一天下呢? 孟子答, 不是杀的君主能统一天下。 孟子的理由是, 现在所有的君主都爱杀人, 如果有一个君主不杀人, 老百姓都会心甘情愿的依附他追随他, 他自然就能统一天下了。
我们该怎么评价孟子的这段对话呢?
很多人会说, 这正说明了孟子代表一种 与勤制对立的民主思想。
我是没看出这层意思, 在我看来, 孟子强调君主不要弑杀, 只是将其视为得人心的一种手段, 统一天下才是根本。孟子理想的社会, 仍然是孔子所说的 天无二日, 民无二王。 也就是普天之下, 只能由一个君王来统治。
但是, 既然你把统一天下视为最正义和神圣的目的, 那也就相当于说, 谁的思想有利于统一, 谁就是正确的。
在那个年代, 主张要多杀人的法家思想, 的确比孟子的空想更能实现快速统一。
孟子没有看到, 天下不安定的关键, 恰恰在于各国君主可以轻易地滥用民力, 只要建立起对国君权利的制约, 即便各国没有实现统一, 人民的生活也能安定许多。 而如果缺少了这种制约, 即使秦国统一了六国, 人民的负担也没有减轻。
所以,孟子和法家思想, 在核心逻辑上并没有特别不相容的地方。 而孔子给乱世开出的药方, 则是重返西周初年的政治和道德秩序, 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只要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名分, 就能实现天下大治。当然这和孟子一样, 都属于不切实际的空想。
那么, 道家是怎样看待王权的?
其实,道家也有不少赞扬统一和王权的观点。
比如,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
天德亦以清,地德亦以宁,神德亦以灵, 古德亦以盈,万物德亦以生, 侯王德亦以为天下正。
老子所说的一,也就是道, 在老子看来,道是一切的灵魂和本质, 天地万物,得道了就会生长, 王得了道,就能成为天下的首领。
庄子也讲道：
圣人是以天为宗, 以德为本,以道为门, 照于变化,这样的圣人能够于万物和天下, 择及百姓。
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也能明显看出, 在老庄的政治建构中, 圣人和百姓是一种严重不对等的关系, 圣人所拥有的王权, 是一种如天地生养万物一般的伟大力量, 因而具有控制万民,惊天伟地的神圣意义。
那么,墨家思想呢?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文化界兴起了一股墨子热, 比如孙中山赞扬墨子的兼爱、思想, 认为古代最讲爱的莫过于墨子, 清末的王凯韵,郭松涛等人将基督教思想归于墨家, 还有很多人将墨子的思想与现代民主、和平思潮相联系。
但仔细了解一下,就会发现,这非常牵强。
墨子的确说过兼爱,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要相爱。
因为只有天下人彼此相爱了, 国与国之间才能不互相攻伐,君臣父子才能孝慈。所以,圣人要治理天下,就必须提倡相爱。
但这只能说是一种极其空洞和不切实际的愿望, 而且,这段话的落脚点还是放在了 君主应该怎样治理臣民这个话题上, 也就是建议统治者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而已。
这种愿望当然很难落实,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怎么可能因为你提倡爱就化解了呢? 对此,墨子认为,统治者应当用刑罚来震慑那些不去爱的人。 他说,只要君主喜欢兼爱的思想, 然后用奖赏来激励大众,用刑罚来震慑大众, 那么老百姓就会争着照做的,拦都拦不住。
墨子还举了三个例子,他说：
- 楚陵王喜欢细腰,楚国的大臣们每天就只吃一顿饭, 忍饥挨饿,只是为了取悦君王。
- 晋文公喜欢穿着简陋,臣子们就纷纷穿上破衣服。
- 岳王勾践喜欢有服从性的士兵, 他故意放火烧船,让将士们继续前进, 结果士兵们前赴后继往前冲,死者不计其数。 墨子就说了,你看,赏罚之道是万能的, 只要有生杀大权,你想让臣民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这也就是墨子所说的上童, 即臣民要完全跟着领导的步伐走, 所谓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纪律严明,整齐华衣, 人人都保持一致的强大国家。
这些话,你要说是商样或者韩非说的, 我觉得一点都不违和。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墨子表面上讲爱, 就觉得他和法家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至于其他的诸子百家, 比如纵横家、农家、阴阳家、小说家等等, 就更谈不上有什么哲学思想了。 比如
小说家其实就是主张要记录民间的言论, 并上报给长官, 让长官及时了解民情动态,农家就是强调农业的重要性, 这一点被法家所吸收了,兵家就是强调军事的重要性以及战略战术等等,纵横家就是给君主分析国际局势, 实行外交策略的一群谋士, 比如苏秦、张仪等等。
所以,诸子百家大多是站在统治者视角, 为君主提供一些统治技术和策略的。 因此有人称百家争名,不过是百家争宠。 而法家思想也是在结合了其他学派后, 形成了一套最务实, 最能满足君主需要的统治策略。 但要是说法家思想与其他学派之间存在深层的对立, 我认为是太夸张了。
我想强调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互害, 并不能等同于思想上的分歧, 比如法家的韩非子, 就被同为法家的李四亥死了, 主导变法的商样, 也被秦桧文王下令处死, 但他们彼此在思想上却是高度一致的。 正是由于诸子百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是赞扬专制的, 因此他们对于不同意见也就不存在宽容。 比如墨家的尚同, 就是说下级应该完全以上级说的为准, 韩非子直接把学者、纵横家等人称之为蛀虫, 因为这些人会乱说话, 儒家同样有着明显的文化专制倾向。
在《礼记 王制》中， 就说道四种人该杀, 是哪四种人呢?
- 首先是曲解法律, 改变事物名称的人该杀,
- 制作谜谜之音, 奇装异服, 新鲜器物的人也该杀。
- 第三, 言辞虚伪, 能言善辩, 自以为博学, 又能蛊惑人心的人该杀。
- 第四, 假托神灵, 蛊惑人心的人也该杀。
这四种人杀了以后, 还不准申诉。
我们知道, 很多人都把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 和同时期
古希腊的哲学家相对比。 但是按照王志的这个思路, 像苏格拉底、 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肯定一个都跑不了。
中国诸子百家的这种相似性, 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出身。 我们知道, 古希腊国家是城邦国家, 这些城邦国家往往有一个强大的市民阶级, 或中产阶级。 希腊哲学家许多是自由民或者贵族, 他们有着独立的收入来源, 和充分的政治权利, 还可以到处游历, 丰富见识。 正是由于享有较大的言论, 迁徙和经济上的自由, 才能孕育出自由的精神。 而这些在中国都是不存在的。
早在汉代就有人指出, 诸子百家许多都起源于原先周代的官吏。 我们知道, 西周有一套官学体系, 官员经常还要兼任老师, 政府官员不仅可以让子孙后代承袭自己的官职, 在官学里还要传授和自己官职相应的技能。
随着西周官学体系的解体, 许多原先的官吏就失业了, 被迫出来开班教学谋生, 而他们所能够传授的人生哲学和技能, 自然都是原先做官时最熟悉的东西。
比如,儒家的前身就是执掌礼仪的礼官, 道家脱胎于原来的使官, 法家的前身则是掌管刑御诉讼的官员。 这种解释有相当的合理性。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 他们面对社会乱局所想出的解决办法, 为什么有那么浓厚的等级色彩和官僚色彩, 因为这是从对过去体制内生活的回忆, 反思和提炼得出来的。
诸子百家的这种思想起源上的单一性, 也使得他们对世界的想象空间, 比起古希腊哲人而言显得更加狭隘和简单化。 当然,我并不是说诸子百家彼此之间是没有差别的, 而是说当我们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 就会感到,中国文化似乎很早就形成了这样一些共识。 集权是好的,分权是不好的。 统一是好的,分裂是不好的。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导致稳定和谐, 平等会导致纷争。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深层的一致性, 才导致了在中国历史上, 即使是在那些皇权衰弱,战乱纷争的时代, 人们从中国文化中所能寻找到的思想资源, 要么是退回到上古时代, 要么就是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
比如在南北朝时期,皇权陷入了南北分裂, 一族文化入侵等等重大危机, 面对这些挑战, 人们则更加强调和重申了巩固皇权的政治意义。 到了隋代,终于形成了一套更保障皇权独尊的制度, 而隋代也将君主专制推向了一个高峰, 比如通过掌握中央禁军的方式, 从而保证最高权力为皇帝个人所掌握。 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致的趋势是, 每当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和动荡, 都会催生了一个控制手段更加严密的专制王朝。 这与中国文化先天的局限性有很大关系。
如果春秋战国时代并非中国专制文化的起点, 那么这个起点还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呢?
以上内容来自 Youtuber Anthony看世界
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中国文化有思想专制的基因吗？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吗？秦制是中国无法摆脱的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