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就是指由秦朝建立的 君主专制制度。 虽然秦制在后来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也是不断变化和改进的，但整体而言并没有根本的突破。
近些年来，我们能发现中国大陆逐渐流行起了崇拜秦国的思潮。 这种思潮可以追溯到毛时代乃至二十世纪初，但崇拜的话语和内容，却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回应，对秦制的批判话语，在中国互联网上也开始兴起，许多人将历史上以及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灾难，比如独裁、暴政、思想专制、治乱循环等等，归结为秦始皇开创的帝制。
当然也有许多人归因于比秦始皇更早的商鞅。 比如有人认为，如果商鞅的书籍传到了近代欧洲的君主那里，那么人类或许就不会有现代文明了。
然而，当我们过多关注秦国的特殊性，就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秦，中国历史是否可以开创出另一种可能性呢 ？
或者说 秦制是中国无法摆脱的命运吗 ？
将秦制作为描述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简化的概念，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只在秦国的范畴内去寻找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专制基因，这就相当于说秦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是一种 制度之争、路线之争、理念之争 。
比如，历史学者周振赫写了一篇文章，假如齐国统一了中国。作者认为：
- 齐国的政治制度倾向分权，而秦国倾向于集权；
- 齐国商业发达，而秦国重农抑商；
- 齐国学术思想开放自由，而秦国大搞文化专制。 所以 如果是齐国文化，而非秦国文化胜出，那么中国历史是会有新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个假设很有趣，但他过于夸大了秦国在制度上的特殊性。 实际上，秦制化的改革是一个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的，且不断形成的过程。 秦与六国的战争也完全可以看成是七个秦国之间的战争。
我们先来说说秦始皇。 首先秦制的主要内容，比如郡县制、科层制、编护齐民等等，并非秦始皇所创立。 甚至可以说除了 开创皇帝这个称号 ，以及 自称为朕 等等。秦始皇对秦制并未做出什么特别的制度性贡献。 他只是坚定的沿着前代制定的内政外交路线执行而已。
将秦始皇视为秦制的奠基者，这与毛泽东这位近代中国最大的秦始皇粉丝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 在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一书中，还记录了毛泽东说过的一段话说，秦始皇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太武断了。 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并分封制为郡县制。 然而这些制度都不是秦始皇开创的。 统一度量衡是秦统一六国前的一百多年，也就是在商鞅变法时期就有的制度。 至于郡县制则更是早就存在。秦始皇只是将这些制度从秦国拓展到了天下。 至于大一统思想也并非秦国所特有，而是当时诸子百家的共识。
那么是 商鞅变法导致了秦国从各国中脱颖而出吗 ？
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秦国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把各国的史书全都烧掉了。
因此，今天的人们对商鞅变法的共识要比其他国家变法的了解程度要高得多。
另外，秦国是战争的胜利者，所以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对而言也不容易受到重视，这都会给人们一种印象。
秦国是法家改革的源头，在广度和深度上也远超其他的国家。
这个看法当然有正确的地方，但也有不少细节上的问题。
实际上，加强君主专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贯穿了从春秋到战国的整个历史。也可以说中国文明的下限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低。 由于战争带来的危机，各诸侯国为了能够赢得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兵源，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启了加强王权，实行编户齐民的改革。
按照台湾学者杜正胜在编户齐民的说法，编户也就是以户为单位将人民的户籍资料编入档案。按照国家权力根据人口结构来分配赋税徭役和兵役。
齐民指的是废除西周秩序下的贵族长老等特殊出身份。所有人在君主面前一律是臣民。 当然，君主推行其民，并不是为了给普通人以平等，而是为了消除汲取民利的障碍。
我们知道，西周封建制度，以城墙为边界，将城内称为国里面的居民，就是国人，住在城外的则是野人野人的数量，当然要比国人多得多。
国人和野人虽然都是庶人，但地位上有着重大差别。 国人是军队中战事的主要来源，而野人只能在军队中从事后勤工作。 这种封建秩序，实际上也限制了军队的规模。 而随着政府将这些制度废除，就可以将征兵对象从原先的国人逐步扩大到野人，最后实现全国皆兵。
这个趋势在春秋时期就存在了，楚、晋、齐这三个国家先开始了改革，并且很快在军事上取得突破。 根据左传的记载，早在公元前五百四十八年，楚国政府就开始普查全国自然资源，包括山林河湖平原沼泽以及各种土地都要登记在案。 政府再根据每家每户的财产收入来分配赋役，要求各地提供车马士兵甲胄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调查登记范围是包括野人的。说明，至少在此时就已经大幅扩大征兵范畴了。 楚国在陈蔡等地也推行了改革，结果是这两个面积不大的小地方，就被征收出了上千辆战车的资产，正是出于对这种汲取体制的自信。 楚灵王得意的说，诸侯其为我乎。
再看春秋时期，另一个大国晋国。晋国的扩军，也是朝着全民皆兵的方向发展的。
- 晋国，在春秋初年，只有义军到了公元前五百五十八年已经扩充至六军。
- 在公元前六百三十二年的城濮大战中，晋国的兵车只有七百乘，
- 而到了公元前五百五十五年，就连附属于晋国的鲁和局等小国都出动了千盛，
- 到了春秋晚期，晋国凡壮丁都要服兵役，甚至波及老人儿童病人。 中国的史书严重缺乏普通人的视角，但是从一些细节，我们能感受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比如庄子有很多关于明哲保身的教诲。 他曾讲过，"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就是说，长得笔直的树木总是先被砍，味道甜美的井总是先被汲取到枯竭，这样的哲学往往产生在一个极其专制的社会之中。 他表达的是人对于无法抵抗专制权力的一种无力感，只有把自己弄得无用无价值，才可能躲过权力的收割。 《庄子 人间世》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名叫支离疏的人，身体异常的畸形和残缺。畸形到什么程度呢？ 庄子说，他的下巴藏在肚脐里，双肩高于头顶，但就是因为这样严重的残疾，支离疏，躲开了国军的征兵，最后活的还比别人更久安享天年。 庄子想借此说明他的处世哲学，但这个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征兵制度的残酷。
这里再多说一句，如果几年前我读到这个故事，我会更多的关注老庄的思想是怎样塑造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的。 比如我会认为这些明哲保身的思想，让中国人变得更加麻木冷漠。 而现在我更多的把这些道德观念视为现实社会制度塑造的产物，进而把注意力放在理解秦制在微观领域下的技术手段和运行机理。
经常看到有人说是中国人自己选择了秦制，所以活该承受秦制的苦难。 我觉得，这里的中国人就和党文化所说的人民一样，虽然前者是贬低人民，而后者是歌颂人民，但都是把人民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能够做出选择的主体，因而要求人民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这种大而化之的看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民集合中的每一个个体，在微观的权力技术的分割和规训下，其实并不具备表达自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现实条件。 他们只是在表面上是一个整体，但彼此之间又是孤立的，缺乏连接。他们的行为，也就不具备集体行动的性质。 把批判矛头对准这样的集体，其实是回避了制造这种状态的统治者。
让我们还是聊回征兵这个话题，军队数量的暴增，意味着征兵范围不断扩大，这也导致了战争的广度和烈度不断升级。
随着君主所能调配和征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越来越多，到战国时期逐渐演变出了全民战争和灭国战争的模式。
春秋早期的那种有限度、有原则的战争，再也不存在了。
因为既然人被完全视为一种战争资源，兵与民的界限逐渐模糊，那么一个理性的策略就是尽可能多杀伤敌人，不论是平民还是士兵。 此时，哪个国家能够率先建立更高强度的汲取体制，就能够在战争中取得优势。 而法家理论之所以能彻底打败其他的诸子百家，受到各国君主的青睐，就在于，他不仅从哲学和宇宙的高度论证了王权的至高无上，还提出了一套提高国家战争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操作办法，并且将行杀威慑、恩赏利诱，这些维持专制统治的权谋术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君主大体上是以这些手段作为驾驭臣民的主要依据，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已。
不过，最先开始法家改革的并不是秦国，而是三家分晋之后的魏国，也就是公元前四百二十二年的 李悝变法。
变法后，魏国的国力大为提升，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分别击败了齐秦楚，成为当时军事实力最强大的诸侯国。
这也极大的刺激了其他君主，纷纷加速了改革：
- 公元前三百五十七年，齐国任用
邹忌变法。 - 前三百五十五年，韩国开始了
申不害变法， - 而几乎是同时期，秦国开启了
商鞅变法。
所以商鞅变法的时间其实是比较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法也包括商鞅变法，内容都大同小异。 商鞅本人也不是秦国人，他本是李悝的学生，是带着李悝的魏国法律书简，来到秦国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商鞅变法视为魏国变法的延续。
至于为什么最后是秦国而非魏国实现统一，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秦国的地理位置特别优越，秦国的核心领土，也就是关中地区易守难攻，且处在六国的西部。
所以秦国面临的防守压力更小，只需要盯着东方就可以了。
另外，秦国在海拔上高于其他六国，秦国境内的河流都与自西向东流的渭河相连，这也让秦国可以借助行运将军队快速运输到其他地区。 而其他国家进攻秦国则需要逆水而上。
因此，我们说商鞅变法虽然使秦国的战争能力大大提高了，但他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独门密籍，也不应将其视为秦统一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与其他国家相比，秦国是一个比较没文化的国家，他的官学教育体系并不发达，诸子百家中也没有一家出自秦国。 因此，历代秦国君主都十分注意吸纳其他国家的人才。 我们可以看到，秦国的高级官员中，有大量的外国人， 除了商鞅外，还有张仪、范睢、李斯、吕不韦等等等，这些人都对秦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所以说，秦制不论是从他的理论基础还是执行者来说，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在秦国本土诞生的。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秦制并非秦始皇或者商鞅等少数人突发奇想创立的制度，它是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在广大的地域空间下逐渐形成的。 列国的战争，催生了对更高效的动员和汲取体制的需要。在战争威胁下，各个国家争相启动了 法家化 的改革。 因此，秦制是当时中国社会共同创造的产物。 没有秦国也会有另一个国家统一中国，而这个新的国家也不会和秦国有本质的区别。
战争会导致集权，这的确是一个普遍规律。 在近代的欧洲，战争的日益频繁，也催生了王权的扩张,和马基亚维利那样类似法家的哲人。 然而，近代欧洲的君主们却并没有走上秦始皇的道路。 这并非由于他们本质上更开明，而是源于欧洲，是一个高度复杂和有机的社会，不仅有着遥远的民主记忆，还存在着众多制衡王权的现实力量。 每当王权想要扩张市民阶级教会势力等等就起来抵制，乃至发起革命，最终取得了平衡。
所以，即使路易十四偶然读到了商鞅或者韩非的书，所以他也不可能将法国变成另一个秦国。 而先秦时期的中国，不论是在社会组织、经济发展水平、宗教还是思想文化上都相当原始，中国文化里也几乎不存在制约王权的思想资源，那都使得君主想要扩张权力，比起欧洲要容易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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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是中国无法摆脱的命运么？中国为何选择了秦制？秦统一六国是必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