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讨论第三种对专制中国的解释, 也就是周秦之变。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 标题是《开启2000年朝代循环, 周秦之变是公认的中华文明分水岭》。
文章就说了, 在周秦之变之前, 周王朝所建构的宗法政治和小共同体社会, 伴随着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而渐趋瓦解, 就秩序的瓦解又催生了百家争鸣,探索新秩序的思想活跃期。
直至商鞅变法，辟褚西戎的秦国完成了以西纳三晋先进文化为主题的改制更化, 周秦之变以秦制的全面推行和奠定而终结。自此之后,中国社会陷入朝代循环无法自拔。
很明显, 作者将周秦之变视为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转折, 此前和此后被看作是截然不同的。 西周是一个实行宗法制的小共同体社会, 而秦国则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大共同体社会, 这两者被看作是水火不容的。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 法家要实行的是秦制，而儒家则决心捍卫周制，反对秦制。
按照 秦晖 老师在2011年一次研讨会上的说法, 如果共同体小到了一个熟人社会, 小到了一个亲人社会, 亲情本身就起了制约作用。
封建关系下,上位者和下位者之间是一种保护和服从的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成为对抗秦制的资本。
儒家建构了一套小共同体本位的伦理和政治概念, 他们用封建制抵制帝制, 用贵族制抵制官僚制, 用王道抵制霸道, 用君臣的逻辑抵制行政化的逻辑, 但最终的结果是彻底失败了。
怎样看待周秦之变这个说法呢?
我当然认为, 西周王朝和后世的秦制王朝相比, 在专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是,将周和秦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王朝, 将周秦之变视为秦制的开端, 并且从周制中去寻找对抗秦制的资源, 这可能会忽略了周制和秦制间的连续性。
实际上,当我们观察西周这276年的历史, 可以发现它的专制程度是在逐渐加深的。 尤其重要的是, 西周王朝的专制程度, 不仅比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更强, 也要大大强于封建制度下的欧洲。 正如钱承诞在英国王权的发展及文化与社会内涵所说的, 在封建时期的欧洲, 王的经济职能是分封土地, 贵族把国王视为自己队伍中的一员, 也就是贵族中的第一人。
中古英国人称国王为Sire, 陛下, 与现代英语中sir, 也就是先生,爵士同源, 可见陛下与爵士相差无几。 事实上,国王与贵族各有各的领地, 在领地上又都各自行使司法权, 国王对领主的领地事务不随意干涉, 国王与贵族是处在社会的同一层次上。
十二世纪末, 一篇法学著作把国王与贵族的这种关系说得极为清楚, 主公与臣属之间应该有一种相互的忠诚义务, 除敬重之外, 封臣对主公应尽的臣服, 并不比主公对封臣所持的领主权更多。
而西周王朝从一开始, 君臣关系就是极其不平等的, 周天子不仅对诸侯国君有任命和册封的权力, 还有着绝对的生杀大权。 实际上,虽然诸侯国的国君们大多是周天子自己家的人, 但周天子对于这些分封出来的诸侯仍然极不放心, 因而要派出诸监来对诸侯们进行监督。 诸监 是长期驻扎在诸侯国的官员, 对周天子负责,而且权力非常大, 其地位堪比一个中等诸侯的国君。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 齐哀公之死。 《史记 齐泰公世家》 就记载, 启侯在天子面前敬谗言, 诬陷齐哀公, 于是周天子就当着众人的面, 把齐哀公丢进鼎里煮了。 这类故事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常见, 因而也很容易让我们有一种熟悉感, 它不仅说明了周天子对诸侯拥有绝对的大权, 而且天子在使用这种权力时看起来 也是相当任性和随意的, 并不需要走什么法定程序。
西周的政治秩序完全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 首先是在统治集团内部, 确立了根据血缘关系来划分权力的原则, 对份大的就更有权威, 这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文化, 比如相声里常见的各种伦理梗 能够成为经久不衰的笑料, 就是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按照刘清平的说法,
- 周天子首先基于血缘关系, 把土地和臣民分封给同性的子弟, 所谓封诸侯,建同性,
- 诸侯再基于血缘关系, 把土地和臣民分封给同性的子弟, 亦即
清大夫, - 而在异性的诸侯或清大夫之间, 则实行同性不婚制, 通过姻缘关系的延伸, 弥补血缘关系的不足 由此在统治集团内部, 使同性互为父子兄弟, 异性互为翁婿生舅, 最终在宗统与君统的合议中, 确立其以宗法血亲纽带为机制的家国一体结构。
而对于跟统治集团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广大平民来说, 周朝统治者采用的是血亲比父的方式, 也就是将百姓庶民 类比为君主官员的子女, 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之间, 也建立一种类似血亲的尊卑关系, 从而可以使每一个臣民 都生活在等级秩序之中。
《礼记》记载了这样一句话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家无二主,尊武二上”， 就是强调了 大到天地, 国家,小到一家一户, 唯一不变的原则是尊卑上下秩序。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西周封建制 和欧洲封建制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也是西周和后世秦制帝国之间的一个共性, 那就是两者都试图将每一个社会成员纳入到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之中。
当然, 西周初年所实行的分封制, 毕竟还是给了个诸侯国 较大的自治权, 诸侯国的国君 虽然要缴纳一定的赋税, 但在自己的领地内 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然而,这主要是 因为当时的技术手段和生产力 太低下, 加上当时 很多土地的开发程度太低, 完全还没有摸索出一套 有效汲取民力的办法。
西周时期的许多诸侯国说起来是一个国家, 实际上只是一个个军事殖民据点,
中国的城市从一开始 就不是经济中心, 而是军事和政治中心。
在城市之外的广大土地上 居住着不少还处于自然 状态的野人, 他们生活在 不为国家所控制的地带。 由于州部落的人口还很稀少, 不足以统治如此广大的地域, 因此,当时的许多 尚未开发的山林川泽, 就留作公共使用。
然而到西周的中期, 随着周王室打的败仗越来越多, 财政日益捉襟见肘, 周天子就逐渐开始扩张王权, 派遣官吏把原先公有的山林收归王室, 这当然是一种与民争利的行为。
而到了周历王时代, 王权的扩张 达到了新高度。 史书记载, 周历王大力推行 专利政策, 将山林川泽的开发权全面回收, 引发了普遍的不满。 但实际上他的手伸得很长, 远不止于此。根据出土的西周时期铜器的名文, 周历王当时派遣了官员 管理臣妾、百公、集田,还接管了刑罚 诉讼等权力。 专利政策极大的压缩了 当时平民的生活处境。 由于连年的战争, 平民们被迫躲进那些无人管理的山林里, 自谋生路。 而现在, 这些山林被周历王的官吏接管, 相当于断了他们的生计。
诗经《桑柔》 就记载了, 当时百姓 为了躲避官吏, 四处奔波、无处定居的痛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诗里 还提到,君王不喜欢任用贤良的人，反而对那些残忍 的人眷顾有加。
这样我们联想到了法家的 以奸制善，也就是说, 帝王治理国家，要任用 恶人和狠人。
再比如 诗经《十月之交》 这一篇里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位叫皇父的官员, 让我服劳役, 却不和我商量, 拆毁了我的墙壁和房屋, 让我的田地荒芜。 他还说,不是自己的错, 王朝的礼法就是这样的。 显然，这名官员对民众的压迫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他还是周天子派来的。
在看诗经的时候，经常有一个感觉, 当然这个感觉不一定对, 那就是, 我觉得西周百姓受到压迫更多时候是来自天子、天子派遣的官僚以及天子身边的大贵族，而不是自己的上一级领主。
然而，在中世纪 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农奴的反抗，更多指向的是领主，而非国王,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国王的权力很有限, 无法做到直接压迫农民。 欧洲封建制度孕育了否定自身的力量。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封建制度是趋于解体的, 农民通过迁徙到自治城市成为自由居民, 从而摆脱封建关系的束缚, 而西周历史则是朝着 全面控制的方向发展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原则进一步加深了。
不过, 更专制的操作 还在后面。
随着国人对暴政日益不满, 周礼王大怒, 派人 四处监听人们的言论, 凡是被认为发表反动言论的 就下令处决。 于是,人们走在街上不敢说话, 只能用眼神交流。
道路以目，这个常常 被用来描述专制政治的成语, 指的恰恰不是秦制, 而是周制。这很好地 说明了两个王朝之间的 某种连续性。
当时的一个贵族少公就劝谏周礼王 说 防民之口,慎于防川。 人民被强行堵嘴, 并不等于没有不满。当然，周礼王并不理会这个意见。直到三年后, 周礼王被国人暴动推翻了，也就是说, 当时的人忍受这种状态 整整三年, 而且从上到下 并无任何制度性的手段来制止天子的专断。
作为对比，英国在都多王朝时代，王权通过宗教改革，踢开了教会的权威，获得了空前的膨胀, 然而国王却仍然要 向议会寻求合法性, 当国王推行某项政策时, 仍然要靠议会的支持 来证明自己符合民意。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 即便是鼓吹专制制度的伦敦大主教埃尔默, 也宣称国王不能中断法律, 必须是和议员们一起才能 中断。 总之, 英国王权再专制, 也始终是有所限制的。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会很自然有这样一种认识, 那就是，西周王朝在历史上的 专制程度是不断加深的, 王权朝着越来越不受限制 的方向发展。 其实不仅周朝如此, 夏朝和商朝也是这样。 虽然夏朝和商朝 都不能算是国家, 只能说是一个部落联盟, 但在他们各自的历史上, 仍然能够发现专制政治深化的 趋势。
比如，在夏朝初年, 国王也要和民众 一起耕种劳作, 这从侧面说明, 国王的权力还没有那么高, 但末代君主夏节 的生活, 就非常奢侈荒淫了。
殷商初年, 大臣有很大的权力, 可以惩罚乃至费力国王, 谭庚打算迁都时, 还召集民众问话, 说明 商代的民还有一些参与政治的权力,虽然他们肯定没有 决策权, 但君王在程序上 还是会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
而到了殷商后期, 纣王则可以随意地对大臣施加酷刑, 完全凌驾于万民之上。
这样说来，中国社会的专制基因，还要追溯到夏朝之前。
我们知道, 原始社会有一个时期是比较民主的，部落里存在一种 集体决策和凝聚共识 的机制，这虽然远远不能 等同于真正的民主, 但部落成员相对而言是平等的。 日尔曼人在 进入西欧之前，长期实行 马尔克 的村社制度。这是一种带有原始民主色彩的 社，这些原始公社的习惯法，构成了后来英国普通法的基础。
然而, 我们很遗憾地发现，在中国，那种原始的部落民主制 乎很早就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平等的父权家长制组织。 当然, 我不认为民族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优劣之分, 我也不认为存在某种文化上的因素，使中国社会必然走上专制的道路。
应该说，在一个文明的早期，地理环境才是 塑造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关键。并且，时间越是久远，地理因素就越重要。
因为人类在那个时期对世界的认知和改造能力还非常原始，对大自然 的依附性很强。因而就体现出了地理决定论的倾向。
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地理 因素的重要性是会下降的。 比如，许多自然资源 丰富的国家，反而不如一些 资源匮乏，但制度资本丰厚的国家发展得更好。 这个放到后续接着讨论。
以上内容来自 Youtuber Anthony看世界
中国社会的专制历史为何如此漫长？中国专制政治的源头是周秦之变吗？秦制是中国无法摆脱的命运吗？